2021年2月8日，最高檢發布第二十六批指導性案例，我承辦的姚某等5人假冒注冊商標案入選。回顧辦案過程，感悟良多。

那是兩年前的初夏，我接手日照市檢察院交辦的姚某等5人假冒注冊商標案。卷宗材料顯示案情很簡單：自2015年至2019年4月，姚某安排古某購進打印機、標簽紙、光纖模 塊 等 材 料 ，貼 牌 偽 造“CISCO”“HP”“HUAWEI”光纖模塊等產品，并安排魏某、張某、莊某等向境外銷售。涉案人員共計生產、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光纖模塊10萬余件，銷售額達3162萬余元，案發現場還扣押了大量假冒注冊商標產品。

經過初步審查，我發現案件并不簡單，其中既涉及到證據的采信和事實的認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法律適用問題，也涉及到對國家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理解與運用。同時，就當時的證據來看，許多關鍵事實并不明晰：沒有事先通謀的知假售假行為如何定性，涉案產品全部銷往境外且未取得買家證據時涉案數額如何認定，涉案商標屬于國家保護的注冊商標這一點如何證明等。當務之急，是盡快調取完善證據。我立即聯系公安機關，就補充調取證據的方向和內容進行溝通。

從辦案民警那里，我了解到公安機關已經扣押了涉案人員作案使用的電腦，其中有大量的銷售臺賬、電子合同、QQ聊天記錄等電子數據，但這些數據并未及時提取并隨案移送。于是，我一邊繼續審查案件事實，一邊要求辦案民警及時提取上述材料并補充移送。

很快，悉數補證到位。通過對姚某等5人之間的QQ聊天記錄、往來電子郵件等電子數據進行分析，我初步認為，魏某等銷售人員主觀明知銷售的產品是姚某、古某假冒注冊商標的產品，仍根據姚某的安排予以銷售，構成無事前通謀的共同犯罪。盡管缺乏境外買家的證言等材料，但我們及時調整思路，通過比對補充的進貨電子合同、發貨通知、訂單等電子數據，結合扣押在案的銷售臺賬及姚某等人的供述、證人證言等證據證實涉案產品的去向及各犯罪嫌疑人的具體犯罪數額。另外，我們要求公安機關及時調取了涉案商標的商標注冊證、核準商標轉讓、續展注冊證明等書證，證實涉案商標系在我國注冊，且在有效期內。

綜合全案證據，我認為姚某等5人假冒注冊商標，非法經營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2019年8月，我院以涉嫌假冒注冊商標罪對姚某等5人依法提起公訴。同年10月，東港區法院開庭審理該案。

庭審過程中，辯護人提出魏某等銷售人員與姚某、古某不構成共同犯罪，本案系單位犯罪應由單位承擔罰金，以及涉案產品全部銷往境外，社會危害性較小等觀點。我們當庭一一反駁，特別是針對社會危害性方面進行有力答辯，明確指出：我國對內外資企業的知識產權實行平等保護，盡管被侵權注冊商標部分所有人系外資企業，盡管涉案產品全部銷往境外，但其對注冊商標權利人來說均造成實質性的損害，不存在危害性大小之區分。

2019年11月，東港區法院采納檢察機關的起訴罪名和量刑意見，認定姚某等5人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共同犯罪，依法判處相應的刑罰。一審判決后，5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